就在北京不断强调中国为疫情做出巨大的“牺牲和贡献”时，北京政法律师彭剑最近撰文，提出国家赔偿建议，称政府不能因为疫情控制“作出许多努力”而“一俊遮百丑”。
北京执业政法律师彭剑3月5日发表文章：“政府应就防疫应急不当承担赔偿责任”。彭剑称，这是一篇“不同于歌功颂德的”文章，故只能发表在网络。海外维权网等刊登了彭剑的此文。
彭剑说，撰写这篇文章的初衷是“法律赋予律师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的特殊社会责任”。另外，习近平也要求“在处置重大突发事件中，推进法治政府建设，提高依法执政、依法行政水平”。
彭剑举出当局在疫情控制中一个影响面很宽的问题是：“让集中隔离人员自行承担相关费用”。彭剑认为，集中隔离是政府行为，“妥善安置受到威胁的人员以及采取其他救助措施”，不仅政府“可以”做，而且必须做，为此应该立法，或者补充立法，建立赔偿机制。
影响面更大的问题是，武汉封城后，全国多地出现自行封城、封村、“限行设卡”、“劝返”、“戒严”、“锁死家门”等行动，彭剑认为，“法律条例没有授权村居民委员会在应急时有无限自治、狭隘自保权力”，“以防疫名义非法侵入公民住宅”涉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他引用世界人权宣言说，“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正因如此，“来我地盘的人不听我劝返，我就集中隔离你”，是“以防疫为借口的暴力威胁”，而且还要被隔离者自己承担“隔离费”。彭剑认为，“这就是以防疫为幌子的敲诈勒索”。
彭剑还说，封锁城市或社区后，“政府没有依法‘保障食品、饮用水、燃料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供应’，没有‘稳定市场价格，维护市场秩序’，致使食品等价格暴涨”。
对于上述国赔思路，独立媒体人高瑜对美国之音说：“应该依法治国，尤其中国又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且疫情首先在中国爆发。到现在武汉人还在挣扎，他们都是无辜的，我觉得国家的确应该立法。我不相信（冠状病毒）是武汉人吃野生动物吃出来的。现在不是老提以人为本嘛，昨天习近平讲话，把为人民利益提得很高。不能光是好话说尽，要把好事做一做啊。真正做好事的话，立法是很重要的。”
中国假疫苗事件受害者家属何方美对美国之音说：“我觉得国家出台补偿法是必然的。我们家这样的疫苗受害者这一块，也是因为国家没有统一补偿标准。针对肺炎疫情的伤害补偿，有这样一个标准最好，我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补偿标准出台。”
除重点受害者外，疫情给广大公众普遍造成损失，政府也应该制定补偿政策，何方美表示：“很多人没有办法谋求生计，很多方面受到影响，成人就业，孩子入学，中国应该学习一些法治国家，依据不同情况给予不同补偿，我希望我们的国家也能是这样的。”
何方美的丈夫李新补充说，寻求补助赔偿不是唯一的目的：“对于疫情，我觉得最重要的，也是我们最关心的还是疫情什么时候能够早一点过去，恢复社会秩序，恢复GDP。”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1994年5月12日人大常委会第7次会议通过，1995年1月1日起施行，该法后经修改。彭剑文中建议：“加快行政补偿立法，可先由国务院颁布《行政补偿条例》，使疫情结束后的政府补偿有章可循。不过，他同时表示，鼓励受害民众和企业接受政府补偿，但不强迫接受政府补偿。”
新华社报道，中华全国总工会通知，要求支持企业安全有序复工、复产，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协调劳动关系，“多转岗、少下岗，多就业、少失业”，“不得在疫情防控期间解除劳动合同，或退回被派遣的劳动者”，加大慰问抚恤力度，生活有困难者及时纳入帮扶范围，以及另发疫情临时生活补贴等。
针对“一律劝返”是否合法？如何看待执法简单粗暴？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发言人臧铁伟3月5日表示，为防止疫情扩散，一些地方采取“一律劝返”“锁死家门”等防控措施，“超出必要和限度，影响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经济社会的正常运行，既不合法，也不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