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持续失控，确诊染病人数突破2200万，超过24万人死亡，每天新增确诊者人数占全球2/3。正当印度当局对疫情束手无策之际，中国官方社交媒体日前刊载涉嫌讽刺印度的新闻合成图片，引起舆论强烈反弹。事件除了使民族主义暴露无遗之外，也给中印关系再度蒙上阴影。
合成图引发争议
在引起争议的新闻合成图片中，左边是中国长征八号运载火箭点火瞬间，右边是印度火化新冠病毒死者遗体，图片以“中国点火VS印度点火”为主题，配上“印度单日新增确诊超过40万例”的小标题。
最新数据显示，印度的新冠肺炎疫情失控，每天有数十万起新增确诊病例。有分析认为，人口庞大的印度，除了面对疫情进一步扩散之外，还存在病毒变种的危险，因此，短期内要把疫情控制住难度很大，再加上印度本身的医疗卫生条件薄弱，更是难上加难。
这张合成图片本月初在中共中央政法委新闻网站官方微博“中国长安网”发布后，被网民解读为中国官媒是希望带出这样一个讯息：中国疫情受控，有余力发射火箭，而印度抗疫不力，导致大批民众死亡。反对者认为，印度疫情白热化之际，中国官媒刊登这样的图片“极为不恰当”，有人更以“冷血无情，毫无人性”来形容。
另外，中国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官方微博“中国警方在线”等官方账号也上载了一张把武汉“火神山医院”与印度火化议题拼在一起的合成图片，并以“印度德里把狗用火葬场改为人用”作为说明。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对美国之音说，“中国长安网”等官方微博的处理手法使人费解，因为去年武汉等地爆发的疫情仍令人记忆犹新，很多中国人也走过那个痛苦的阶段，很多尸体在医院无人收拾。
中共的“刀把子”
“中国长安网”被视为“全国政法综治系统重要网络宣传阵地， 信息发布渠道和舆论引导平台”，据称拥有超过1500万关注者。
胡佳说：“在中国，政法委是刀把子，中央军委是枪杆子，宣传部是笔杆子。这刀把子实际上是对内控制最为重要的一个系统。我们面对的什么公安、国安、司法监狱部门、检察院、法院、统统归政法委管辖。控制这个国家最严格的都是这个体系的。他们的最高部门的司令模式是非常冷血而粗暴的，价值观是颠倒的，没有任何人性和基本道德廉耻的。在这种价值观之下，它在对内统治上会采取什么手段呢？”
除了合成图片引起争议，中共政法委认证账号也在网站上发视频批评印度，说中国向印度无偿提供两万台制氧机，印度却“恩将仇报”，指责中国国防部在边境动手脚。
胡佳认为，中印两国的矛盾不应成为讽刺印度的理由。他说：“不能否认的是，中国和印度存在边界争议，双方军队也曾爆发冲突，但是，新冠病毒作为全球性的灾难超越两国之间的争端，如果印度不能克服难关，中国也难以独善其身。”
印度是全球人口最多的民主政体。《纽约时报》引述分析表示，印度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形象有时会被中国用作负面例子，捍卫北京的威权管治以及所谓的“中国发展模式”。
不愿与印度相提并论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台湾新竹清华大学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赐认为，中国还有一种心态，就是不希望让西方把中国与印度相提并论。他说：“中国有一种自大心态。我比你好，比你强。如果拿中国跟印度相比的话，反而有损中国比较自傲的地位。它们是在排斥这个事情。因为印度拥有相对比较民主自由的媒体。通常在这种时间点，中国的反应就会比较激烈。一系列的争议出来的时候，国际媒体都会检视中印关系。”
而就在“中国长安网”发布“电火拼图”的前一天，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印度新冠疫情向印度总理莫迪致慰问电，并以个人名义，向印度政府和人民表示慰问，表示中方愿意和印方加强抗疫合作，向印方提供支持和帮助。
方天赐说：“这一次的疫情习近平有特别表达慰问之意。他有提到，他有代表他个人去致意。某种程度上，北京官方也认识到，现在整个中国，包括领导人在内，形象是比较负面，所以需要适当扭转。在这个时间点，这种东西都可能会让已经脆弱的(中印)关系进一步恶化。印度民众会觉得，现在是印度处境困难，你还要故意占我的便宜，当然这种反弹就会更加剧烈。”
体制内的不同声音
“中国长安网”合成图事件也引起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与复旦大学学者沈逸的激辩。沈逸肯定政法委微博，并以“圣母婊”讽刺反对声音。但以煽动民族主义著称的胡锡进则一反常态。他表示，官方机构的账号应当高举人道主义大旗，把中国社会牢牢置于道义高地上，他认为这是任何中国官方机构应有的态度和表现。
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对美国之音说，有理由相信，合成图事在中共内部引起很大争议，从微博迅即被删掉就可以看到端倪。他说：“它不仅仅是违反人类的普世价值，它同时也违反中国人自古以来的一些基本道德。这在内部是有很多人不满，包括宣传口的人也认为太过分了。这种不同声音，不同意见，在中国社会一直存在，只是因为宣传口的干部，这些网警们卡得很紧，就把它删了灭了。在这事你能看到，这些网警用这种方式表示，他们对习近平以及习近平这些跟班打手们的不认同，不认可。”
冯崇义谴责中共的宣传机器为了激起民族主义，不惜牺牲中国的国际形象。他说：“国际形象在习近平的这些跟班眼中是第二位的。第一位就是要展现大国之风，大国的雄风，和展现习近平一个政治强人的国际形象，就是我是强大无比的，中国正在民族复兴，正在实现中国的中国梦，其他周边国家都应该俯首帖耳。”
宣传大军被指不择手段
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研究院马晓月向《纽约时报》表示，归根究底，中国政治宣传的主要对象是国内的老百姓。学者冯崇义谴责，这支宣传大军为求达到目的，往往不择手段。
冯崇义说：“它培养了一批跟希特勒党卫军一类的人才也好，你叫他打手也好，对整个世界，对周边地区，破坏性都非常大，譬如在2019年香港的反送中运动中，它调动了整个中国的民情，要把香港所有这些上街的人当成蟑螂，都要灭掉，或者喊出‘留岛不留人’的口号，把你们全部杀了，把你们全部赶走，把所有香港人都当成卖国贼，要对香港进行第二次回归。就靠民族主义来作为党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像习近平所描述，海外有很多敌人遏制中国，不让中国崛起，需要雄才大略的领袖，像习近平这样，完全可以把改革的一些成果，像任期制两届也可以废掉，建立一个以习近平个人崇拜为基础为目标的极权主义权利框架，它的精神支柱就是民族主义。”
北京维权人士胡佳认为，这场风波把中央政法委不为人所知的一面暴露无遗。他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它可以让国际社会，可以让中国更多公众看清这个部门，它们的脑海中是怎样思考问题的，是怎样看待全球性的新冠灾难的。这次绝非只是惹恼了深深陷于新冠漩涡的印度，整个文明社会，具有普世价值有基本人性的社会，都会极度反感，它们也由此认识在中国这些统治部门、国家权力机关是怎样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