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教育公益机构“立人乡村图书馆”不堪当局将其视为敏感组织和长期以多种手段实施的打压不断升级，被迫决定停止运营。与此同时，在中国一些高校开展活动的独立民间组织成都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遭到当局调查，原因是“涉嫌勾结境外反华势力”。有分析认为，草根性的民间公益团体在中国的发展屡受政府打压和遏制，反映出当局担心民间组织的发展会促进公民社会成长壮大的恐惧心理。
已经成立七年、在中国十多个省市的农村地区陆续开设了22家分馆的立人乡村图书馆9月18日被迫宣布关闭，引起了多方关注。据说中宣部禁止媒体公开报道相关事件，但民间和网上仍有不少人对这家非营利的民间教育机构所说的遭受不明打压发表评论。
一位网友称，中国成了一个容不下乡村图书馆的国家。另一网友认为，当局不能容忍NGO壮大，特别是在当局的一套说教没人相信的时候。
也有网友留言指出，立人乡村图书馆停止运营是由于校方取消合作，而不是政府强行关闭。还有人认为，立人乡村图书馆邀请一些社会名人开讲座，涉及了公民权利等被当局认为敏感的议题。
立人乡村图书馆理事会在讨论决定停止运营后发表的公开信中指出，这家立足农村、提倡教育立人和注重品质的图书馆所承受的长期而巨大的压力是不公义的，当局对立人的打压是违背国法天理良心的，是对转型社会的巨大伤害。
这封公开信列举了2011年该机构得到社会各界爱心人士和志愿者的支持正在不断发展壮大之际开始遭受压力的情况。
公开信说，2012年，立人图书馆所受压力全面升级，先后有6个图书馆被迫关闭，包括河北的2个图书馆和湖北的4个图书馆，这其中就有已经从合作学校搬出来的黄侃图书馆。有关部门频繁给房东施压，在图书馆对面安装摄像头，给当地基层政府施压，最后甚至使用黑社会上门威胁的方法，迫使此馆关闭。
立人乡村图书馆的负责人贺飞辉对美国之音表示，来自政府多个部门的不明压力导致该机构在各地的分馆无法继续运营，通常是各地学校等合作单位以一些借口要求停止合作。
他说：“有（借口），比如说我们跟学校合作的一些图书馆。学校一般会借口他们不需要我们继续在这里运营了，说他们有专门的老师来管理。这是一种借口。 另外一种借口就比较直接一点，就说是上面的压力。然后我们问上面是指哪个上面？他就不说了。然后我们问是不是教育局？他就说，我不会告诉你们。 这是学校里面的馆的情况。社区里面，一般是文化局过来。还有民政局也会过来。他会说我们没有在当地注册，我们不能运营社区图书馆。”
这位在四川成都的社会公益志愿者表示，从北大硕士李英强创办立人乡村图书馆之初至今，该机构的财务完全公开透明，经费大部分来自民间的小额捐款，海外捐助的数额和所占比例都很小，而且捐助方不得附加任何条件或政治目的。
他说："境外势力、宗教、维权，都没有。因为这个机构是个很单纯的，就是在乡村用阅读来做启蒙的一个教育项目，所以它跟这些都没有关系。"
李英强创办这个机构以后成为基督徒。他强调立人图书馆是非宗教性的，也是非政治性的。这位民营机构创办人2010年在新年献词中表示，该机构不关注农民组织，不关注基层选举，不揭露腐败，不参与维权，只是在青少年中普及一些公民常识。
贺飞辉认为，政府可能对公民社会的成长所带来的影响有所顾忌。
他说："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有很多文化人参与进来。我们也动员了社会上很多白领、城市里的人来给我们作小额捐款。还有很多大学生到乡村来作志愿者。所以它形成了公民参与这种社会建设的运作模式。我觉得，可能是因为这个吧。因为政府会觉得这个机构有很强的组织社会进行这种社会建设的能力，可能会形成这种公民自由结社，形成这样一个局面。
就在这个面向农村学生的草根公益组织面临巨大压力的同时，一家活跃在一些高校校园的公益团体、爱思青年公益发展中心也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有关部门出台文件，将其定为涉嫌勾结境外反华势力的“非法组织”，与该团体有关的社团负责人被调查约谈，给师生们造成了恐慌和压力。
9月12日，这个成立于2011年并于2013在成都市民政局注册的“民办非企业”发表公开信指出该机构受到污蔑和诽谤，要求高校的相关部门不要再向学生扩大恐慌或施压，并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向教育系统说明情况，还其清白，还公众一个真相，做到依法办事，公正公开。
爱思青年中心表示，该机构理事长已经跟有关部门负责人沟通，双方之间的确存在一些误解，对同一信息的理解存在出入。爱思青年的公开信披露，“有关部门表示，支持爱思青年继续按计划开展各项工作，同时等候更高层相关部门对此次事件作出回应。”
知名网友珍珠2013年4月四川雅安地震发生后曾从南京赶赴灾区，并为社区低收入阶层的儿童开展读书教育活动。
她对记者表示，她所在的非营利机构新叶公益团体已经在民政部门注册，资金来源和书籍画册都是靠国内募捐，她本人和一起工作的其他志愿者是为理想而来，都不领工资，这些志愿者以城市白领居多。
她说：“一个人成立一个机构，其实说白了是为了解决一个社会问题。不管怎样，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肯定会有政策的阻力，因为你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弥补一些，改变社会的现状，或者说弥补一些政策的不足，甚至于你很多事情是做政策导向型的。我相信，政策面面临的困难应该是在大家的预估范围之内。那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或者那样的问题，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只能是不断的吸取教训。同时，我只能是无论如何一步一步往前，肯定是要往前进。哪怕是在地上匍匐前进，那我们也会坚持的。”
一位不愿披露姓名的公益教育推动者对美国之音表示，目前在中国从事慈善公益事业的NGO（非政府组织）大部分低调运营，默默耕耘，极力避免与维权、宗教和“境外势力”沾边，生怕被谈公民社会色变的有关部门贴上“敏感”标签，只是在政策夹缝中寻求发展，因此有人把这种做法称为“打擦边球”。
据英国刊物《经济学人》2014年4月报道，在中国注册的非政府组织数量超过50万，其中许多具有半官方性质。报道指出，那些真正的民间组织基本上都不碰政治敏感议题。报道说，据估计还有150万未注册的民间团体，其中一些团体从事的活动往往令当局担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