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何清涟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转载者请注明来自美国之音或者VOA。
中共7常委朝拜毛纪念堂，将本轮悼毛活动推至狂热状态，其中有两类角色的出场堪称荒诞，即企业家与贪官表达对毛的热爱。这类发言，可算是为“自欺欺人”这条中国成语做了生动注解。
*自欺之尤：企业家怀念毛泽东*
这次怀念毛活动中，“跟着毛泽东学管理”这类文章不少。且不说毛泽东一生最不擅长的就是经济管理。就以毛对社会的管理而言，也就是将社会当作一张“普鲁特克斯之床”，人当作标准化产品，都要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不符合其思想标准的人，重则被当作“反革命”清除掉，轻则送去“思想改造”。
毛对资本家深恶痛绝，对原有的资本家们是“限制利用改造”三步走，时机成熟后一脚踢开。对“新生资产阶级”更是高度警惕，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来也算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家族成员，但到了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阶段，毛忽发奇想，列宁《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那句“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被毛挖掘出来， 指示张春桥等写文章批判，并认为当时“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结果是再度兴起“割资本主义尾巴”风，部分激进的农村地区，连农村集市都一度取缔。城市中，则是消灭一切个体经营活动，连修鞋的都成了“将变成资产阶级”的小生产者。我的家乡有位刘姓知青因雇了一个人与他一道编滤河沙的溜筛，被当成办“地下黑工厂”的“投机倒把分子”抓捕，瘐死狱中。
允许个体户出现，是中国经济改革后实施的首项德政，理由是可以作为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还煞有介事地搬出马克思经典，证明只有雇工八个以上才算资本家，八个以下且自己也参加劳动的雇主不算剥削。
因此，就算是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头目、“贫下中农代表”、生产队长、工宣队员们的人全都加入毛左队伍，成天在虚构毛时代神话自欺欺人，中国的企业家也没资格加入这支队伍。因为私营企业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有毛就无私企的关系。私企业主抱怨中国百姓的仇富心理，却忘记源头就是毛泽东时代灌输给中国人的剥削有罪论。如果毛泽东从水晶棺里爬出来重新登位，按他那“穷则革命富则修”的奇特想法，要杀要整的人，首先就是这些成天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私营业主。
*毛时代的“走后门”是今天关系学的源起*
这轮缅怀毛泽东的大合唱中，一篇奇文横空出世，“为何连腐败分子也在怀念毛泽东？”作者汪华斌。遍查网络，没见任何贪官亲笔撰文与实名口述表达悔意，只能说这是汪某人出奇招再造“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的神话。
汪的说法是：这位贪官认为，“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环境下肯定不会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己还是真心诚意怀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环境起码不用提心吊胆”，然后汪某开始发挥：“我一直以为改革开放中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怀念毛泽东的；谁知人家成了腐败分子却还是怀念毛泽东，从而可见毛泽东的伟大”。
经历过文革的人，再健忘也会记住当时流行的“走后门”这个词。这是中国关系学的最原始词汇。当时的涵盖范围无所不包：小到物质供给上的“走后门”，在肉、粮、油、蛋、布都定量供给的情况下，认识这些商业部门的售货员，可以买到质量好点的食品，买布时量尺寸时手松一点可以多出两三寸。或者事先得到信息，某天某商店可能会拿出几只热水瓶公开卖，可去柜台商店等候。医生开个肝炎病证明，就可以买到一斤白糖。这些事情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主导中国人喜怒哀乐的生活大事。
二是大事情上的“走后门”，即安排子女就业，包括招工、招生、招干（以工代干，正式转干等）。到了70年代，50年代出生的青年数千万，上至高干家庭，下至普通平民，大多数家庭都有子女需要就业，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权的当然是通过关系打招呼，所谓“基层推荐”就是走形式，与我一道修铁路的干部子弟都是这样“走后门”被“推荐”上大学中专的；没权但有点经济实力的，就找门道送礼，比如名酒（称手榴弹）、礼包（称炸药包），手表等礼品。虽然只是百元级，但已经是一个城市职工几个月的工资，在家无余钱的毛时代，百元级礼物的含金权重很大。邵阳市知青办主任刘某人在70年代中期落马，就是因为他利用知青可办因病返城这一点职权，收受男知青的礼物，强奸女知青。邵阳市当局专门为其办了一个展览，我去看过，展览品当中，包括数千元现金，40多只手表（当时手表要票证，不易买到），一百多瓶酒，毛哔叽、灯芯绒等类衣料上百件。这在当时已经是罕见的财富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件文革旧事。送子弟参军与读大学，文革时期在中共高干、尤其是在军队高干中非常流行。叶剑英就曾送身边工作人员20多人到护校、军医大、 国防大学等上学。江青抓住这点“反资产阶级法权”，向毛告状说叶喜欢走后门送人上学。为此，叶被迫向毛写了一封“检讨”。毛在给叶的复信中说（1974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毛为什么要帮叶的“走后门”辩护呢？很简单，毛自己就喜欢做同样的事情，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指谢静宜）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请注意毛给叶的复信中那句“走后门”者“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
*毛左应申办“红色特区”玩过家家*
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本来就是毛左意淫出来的神话。事实上，毛时代就有腐败，只不过时代不同，中共政府管控资源的方式不同，毛时代的腐败形式也有所不同。我曾说过，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官员手中有权力与资源却没有市场，这些资源不能变现为金钱，只能表现为多吃多占、住好一点的房子，为子女安排相对优越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与资源依旧，但有了“市场”，官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就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其家属子弟与各种关系网络中人就成了帮助官员将权力变现的重要合伙人，对外开放也使得官员可以大量藏金于海外。更重要的是，文革时期资讯严格受控，即使官员有腐败行为，也多是以耳语的方式（即“小道消息”）流传；现在不同了，互联网时代，再加上不完全受控制的外媒，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革，官员的腐败不可能完全成为“秘闻”，曝光的可能性相对大多了。
形形色色的毛左们通过文字想象，终于将一个不允许任何私人资本存在、大小干部利用权力“走后门”成风的毛时代塑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实，他们想回到这一“黄金时代”也容易，中国已有一个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再办个“红色特区”也无妨。建议毛左提出申请，习总书记俯允其请，将最热爱毛的韶山设为红色特区，怀念毛的私营业主可在那里投资赞襄，实践毛泽东的管理思想，热爱毛的所有人可以在那里成天唱红歌、颂毛语录、吟毛诗，想回复毛时代的哪段时光就回哪段，杀反革命反右开批斗会都成，只是别拉扯上全国人民。
中共7常委朝拜毛纪念堂，将本轮悼毛活动推至狂热状态，其中有两类角色的出场堪称荒诞，即企业家与贪官表达对毛的热爱。这类发言，可算是为“自欺欺人”这条中国成语做了生动注解。
*自欺之尤：企业家怀念毛泽东*
这次怀念毛活动中，“跟着毛泽东学管理”这类文章不少。且不说毛泽东一生最不擅长的就是经济管理。就以毛对社会的管理而言，也就是将社会当作一张“普鲁特克斯之床”，人当作标准化产品，都要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不符合其思想标准的人，重则被当作“反革命”清除掉，轻则送去“思想改造”。
毛对资本家深恶痛绝，对原有的资本家们是“限制利用改造”三步走，时机成熟后一脚踢开。对“新生资产阶级”更是高度警惕，中国农村集体所有制本来也算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家族成员，但到了文革中的“批林批孔”阶段，毛忽发奇想，列宁《共产主义运动的“左派”幼稚病》中那句“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被毛挖掘出来， 指示张春桥等写文章批判，并认为当时“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变修正主义”。结果是再度兴起“割资本主义尾巴”风，部分激进的农村地区，连农村集市都一度取缔。城市中，则是消灭一切个体经营活动，连修鞋的都成了“将变成资产阶级”的小生产者。我的家乡有位刘姓知青因雇了一个人与他一道编滤河沙的溜筛，被当成办“地下黑工厂”的“投机倒把分子”抓捕，瘐死狱中。
允许个体户出现，是中国经济改革后实施的首项德政，理由是可以作为解决城市就业的权宜之计。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国经济学界还煞有介事地搬出马克思经典，证明只有雇工八个以上才算资本家，八个以下且自己也参加劳动的雇主不算剥削。
因此，就算是当年的红卫兵造反派头目、“贫下中农代表”、生产队长、工宣队员们的人全都加入毛左队伍，成天在虚构毛时代神话自欺欺人，中国的企业家也没资格加入这支队伍。因为私营企业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有毛就无私企的关系。私企业主抱怨中国百姓的仇富心理，却忘记源头就是毛泽东时代灌输给中国人的剥削有罪论。如果毛泽东从水晶棺里爬出来重新登位，按他那“穷则革命富则修”的奇特想法，要杀要整的人，首先就是这些成天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的私营业主。
*毛时代的“走后门”是今天关系学的源起*
这轮缅怀毛泽东的大合唱中，一篇奇文横空出世，“为何连腐败分子也在怀念毛泽东？”作者汪华斌。遍查网络，没见任何贪官亲笔撰文与实名口述表达悔意，只能说这是汪某人出奇招再造“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的神话。
汪的说法是：这位贪官认为，“自己在毛泽东时代的环境下肯定不会腐败；正因为如此，所以自己还是真心诚意怀念毛泽东；因为毛泽东时代的环境起码不用提心吊胆”，然后汪某开始发挥：“我一直以为改革开放中的既得利益者是不会怀念毛泽东的；谁知人家成了腐败分子却还是怀念毛泽东，从而可见毛泽东的伟大”。
经历过文革的人，再健忘也会记住当时流行的“走后门”这个词。这是中国关系学的最原始词汇。当时的涵盖范围无所不包：小到物质供给上的“走后门”，在肉、粮、油、蛋、布都定量供给的情况下，认识这些商业部门的售货员，可以买到质量好点的食品，买布时量尺寸时手松一点可以多出两三寸。或者事先得到信息，某天某商店可能会拿出几只热水瓶公开卖，可去柜台商店等候。医生开个肝炎病证明，就可以买到一斤白糖。这些事情今天看来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却是主导中国人喜怒哀乐的生活大事。
二是大事情上的“走后门”，即安排子女就业，包括招工、招生、招干（以工代干，正式转干等）。到了70年代，50年代出生的青年数千万，上至高干家庭，下至普通平民，大多数家庭都有子女需要就业，于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权的当然是通过关系打招呼，所谓“基层推荐”就是走形式，与我一道修铁路的干部子弟都是这样“走后门”被“推荐”上大学中专的；没权但有点经济实力的，就找门道送礼，比如名酒（称手榴弹）、礼包（称炸药包），手表等礼品。虽然只是百元级，但已经是一个城市职工几个月的工资，在家无余钱的毛时代，百元级礼物的含金权重很大。邵阳市知青办主任刘某人在70年代中期落马，就是因为他利用知青可办因病返城这一点职权，收受男知青的礼物，强奸女知青。邵阳市当局专门为其办了一个展览，我去看过，展览品当中，包括数千元现金，40多只手表（当时手表要票证，不易买到），一百多瓶酒，毛哔叽、灯芯绒等类衣料上百件。这在当时已经是罕见的财富了。
这里不得不提一件文革旧事。送子弟参军与读大学，文革时期在中共高干、尤其是在军队高干中非常流行。叶剑英就曾送身边工作人员20多人到护校、军医大、 国防大学等上学。江青抓住这点“反资产阶级法权”，向毛告状说叶喜欢走后门送人上学。为此，叶被迫向毛写了一封“检讨”。毛在给叶的复信中说（1974年）：“剑英同志：此事甚大，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开后门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
毛为什么要帮叶的“走后门”辩护呢？很简单，毛自己就喜欢做同样的事情，据毛后来向唐闻生、王海容解释：“走后门的人……我也是一个，我送几个女孩子到北大上学，我没有办法……我送去的，也是走后门，我也有资产阶级法权，我送去，小谢（指谢静宜）不能不收，这些人不是坏人。”
请注意毛给叶的复信中那句“走后门”者“从支部到北京牵涉几百万人”。
*毛左应申办“红色特区”玩过家家*
毛泽东时代没有腐败，本来就是毛左意淫出来的神话。事实上，毛时代就有腐败，只不过时代不同，中共政府管控资源的方式不同，毛时代的腐败形式也有所不同。我曾说过，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官员手中有权力与资源却没有市场，这些资源不能变现为金钱，只能表现为多吃多占、住好一点的房子，为子女安排相对优越的就业机会。改革以后，政府官员掌握的权力与资源依旧，但有了“市场”，官员手中的权力与资源就可以通过“市场”变现为金钱，其家属子弟与各种关系网络中人就成了帮助官员将权力变现的重要合伙人，对外开放也使得官员可以大量藏金于海外。更重要的是，文革时期资讯严格受控，即使官员有腐败行为，也多是以耳语的方式（即“小道消息”）流传；现在不同了，互联网时代，再加上不完全受控制的外媒，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质的变革，官员的腐败不可能完全成为“秘闻”，曝光的可能性相对大多了。
形形色色的毛左们通过文字想象，终于将一个不允许任何私人资本存在、大小干部利用权力“走后门”成风的毛时代塑造成了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其实，他们想回到这一“黄金时代”也容易，中国已有一个红色亿元村南街村，再办个“红色特区”也无妨。建议毛左提出申请，习总书记俯允其请，将最热爱毛的韶山设为红色特区，怀念毛的私营业主可在那里投资赞襄，实践毛泽东的管理思想，热爱毛的所有人可以在那里成天唱红歌、颂毛语录、吟毛诗，想回复毛时代的哪段时光就回哪段，杀反革命反右开批斗会都成，只是别拉扯上全国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