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于下周举行前夕，美国智库的中国问题专家指出，界定双方在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底线，设定谈判进程，是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首次国事访问成功与否的重要指标。有专家认为，双方在国际经济问题上的合作可能成为本次经济对话的重点。有专家认为不能排除习近平在条件成熟时会在中国推行政治体制改革。
星期三，曾任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主任的李侃如，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下周举行的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双方有机会界定在两个重大议题上的底线，这对减少双方日益严重的互不信任非常重要，而这两大紧迫问题就是网络安全和南中国海争端，
界定底线有助于减少互不信任、促成习访美成功
“我认为进行对话的双方领导人，应该多花点时间，界定这些问题的底线，在习近平主席9月底首次对美国事访问前，确定这一对话应朝哪里走，需要达成什么成果，以减少最近几个月来影响双边关系的紧张和摩擦。”
李侃如指出，虽然他不期待下周的对话会有重大突破，但其成功与否可看作观察习近平访美能否成功的重要指标。
“下周的对话成功与否，取决于对话能否采取行动，就双边谈判进程达成一致，以使9月习近平进行国事访问时有希望产生建设性成果。所以，在习近平访问华盛顿之前3个月的现在来观察，下周进行的对话，其最重要部分是很明显的。”
该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李成也表示，他“最期待两国领导人在网络安全方面能够正视面临的挑战，而不是指手画脚地攻击对方”。他说，网络安全问题“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是非常非常惊人的。所以，作为两个最大的国家必须承担起这样的义务。”他期待中美能像去年在气候变化问题取得成功那样有所突破。
星期三，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邀请著名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三位中国问题专家，就美中战略经济对话和习近平访美的议题、目的和可能的成果进行讨论。
该学会外交政策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高级研究员、经济学家杜大伟认为，美中对话中经济议题相对独立，不会受双边政治外交关系太大影响。他认为，双方都有令人信服的理由对经济问题进行认真讨论，并试图在双边议题上取得进展。“如果在安全方面关系紧张，那就使得经济对话更显重要。”
讨论国际经济问题可能成为经济对话重点
杜大伟表示，这次对话的最重要部分是对国际经济的问题的讨论，对此他表示，中国副总理汪洋希望今年在这方面有所加强。杜大伟说，今年希腊违约和可能退出欧盟造成的危机、美联储从量化宽松政策退出对全球资本流动和新兴市场的影响，美中两个最大的经济体如能对这些全球性经济议题达成共识那将是这次对话的最重要成果。
杜大伟表示，从美方来看，希望中国对美市场开放速度加快，“继续关闭会使中国错过机会”。他不认为这次对话会在美中双边经济议题上有具体成果，“首先，眼下关键的经济议题是双边投资条约。双方刚交换了负面清单，中方的清单很长，显示今后的谈判很艰难。”
其次，他表示，美中双方的重大决定应该要等到9月习近平对美国事访问时才会宣布，因此这次战略经济对话是为习访美做准备。
这次美中战略经济对话举行的时机正值美国政、学、媒体各界，对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台以来在政治上严控、外交上强悍、经济上也未见进一步改革的各种负面评论越来越多之时。
李成试图通过他的发言向外界澄清对习近平的一些“短视”和“有问题”的“偏见”：如，反腐损害经济发展；对非政府组织和媒体进行打压；三中全会改革蓝图无法落实等。
不能排除习近平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
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实际情况是，过去两三年里，习近平最紧迫的使命是经济改革和遏制腐败，虽然他在政治上走保守路线，但不能排除条件成熟时会推动政治体制改革。
“到了一定时候，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的成熟，它必须要有相应的政治制度上的开放，尤其是你要做一个创新的经济发展，你要跟世界有更多的互动，你要推动智库的发展、智库的走出去，也相应会要请进来，也会有这种互动，尤其是民众之间的外交，这些是世界发展的潮流，也是中国社会政治进步的一个指标，我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习近平）是知道的。”
他认为最近习近平邀请缅甸反对派领导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昂山素季访华就是其灵活性的体现，“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惊讶的一个举措，因为我们知道一两年前，她的名字还是跟颜色革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且中国的媒体是不报道的，但是一年以后，习主席能接见她，所以，这也告诉我们有很多可变的因素我们不能忽视。”
他认为，中国未来朝哪个方向变，很大程度上也取决于美国对它的态度，“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上，我的看法是，万事无预定、万事皆可变。变得更好还是更坏，有赖于许多因素，而其中之一就是美国如何评估中国的发展和如何对其作出反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