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称为“名师驻足”的柏林自由大学副校长、历史学家克劳斯·穆尔哈恩教授的中国专著《让中国现代化：从大清到习近平》(Making China Modern: From the Great Qing to Xi Jinping)今年年初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引发广泛关注。
该书向西方推介一个更加纵深和更加立体的中国，包括其历史、政府、市场和商业等元素的独特性如何形成了当今的中国和它所面对的挑战。
穆尔哈恩教授在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分享了他观察中国现象的思路。
穆尔哈恩在介绍这本大部头的封面意境时说，他既不想使用任何中国政治领导人的大头照，也不想使用北上广深的高楼大厦和城市的天际线；花了很长时间找感觉，认为中国艺术家的某件作品应该不错。于是，最终定格在这副名为“日常生活腾空而起”、具有传统韵味的作品上。
对于中国，穆尔哈恩认为，它的历史就是它的今天。他引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的话说，“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是停滞的……这个帝国始终保持自立，始终像它以往那样存在着。它经历过被外族占领，却从未因此而改变。这样，它只是自身平静地发展着，从来没有从外部被摧毁。其古老的原则没有被任何外来的原则取代，因此说它是没有历史的。所以，我们在谈论这个帝国最古老的历史时，并不是谈论它的以往，而是谈论它当今的最新形态。”
穆尔哈恩教授称，历史上的中国也没有科学，对进步不感兴趣；那样一个孔儒社会不是很有活力，“仅仅对维持稳定和秩序(maintaining stability and order)有兴趣，而不是对发展有兴趣。”
他认为，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都构建在一套特殊的“习俗制度”(institutions)之上，而且由它一直支撑至今。他说，“一套好的习俗制度是公平的，包容的，没有歧视的；而一套坏的习俗制度正好就是恰恰相反，产生的是奴役和低效率。”人们在很多时候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套习俗制度的存在，只是无意识地在其中跟着运转。
穆尔哈恩说，在十八世纪中叶，满清帝国达到鼎盛。中国控制着世界三分之一的人口，管理着最大的经济体。但是，随着鸦片战争从外部威胁国家主权，太平天国运动从内部剥离其社会结构，中国发现自己正处于自由落体的边缘：“清朝时的中国一度是世界的中心----权力、影响力和财富的中心。然而，此后的中国陷入了一个长期的危机之中，几乎将近一个世纪。我称之为‘十九世纪危机’。”
他认为，中国的“十九世纪危机”为二十世纪的“翻身”埋下了伏笔；让中国重新强大和富裕的想法就是根植于那场巨大的危机或者说衰败之中。
穆尔哈恩强调，延后的恢复时间成就了今天中国的地位。他说：“中国重返世界中心是一个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的变化。 1978年以来的几十年实际上只是最新的一章。”
因此，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历了快速的增长和发展，这主要归功于整个20世纪的习俗制度的变革，而不仅仅是邓小平的改革。不过，穆尔哈恩说，今天，“这个国家强大但不安全”，从该政权对少数民族的压迫（尤其是在边境地区），社会控制和缺乏有意义的政治参与现象都可见一斑。
穆尔哈恩还说，中国领导人相继尝试改革国家的体制并巩固精英手中的权力，形成了独特的混合治理结构；而其内部矛盾则解释了现代中国政府频繁的政策转变和内在的脱节。
他认为，中国目前正在经历一场治理危机：“一方面，国家非常强大，但其弱点和不安全因素也非常强大。”
穆尔哈恩还表示，他对中国的未来不太乐观，认为政府能够长期以目前的方式执政，并担心中国可能会像清末时代那样再度脱离全球地位：“我看到未来还会有更多问题，包括风险和挑战。”
他警告，在21世纪，中国以及整个全球经济将不得不应对中国如何处理当前的不稳定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