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中国维权律师表示，继中国当局去年“709”对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展开大规模抓捕行动以来，他们的处境日益艰难。但也有人表示，维权律师的处境从来也谈不上有多好。有分析认为， 虽然打压维权律师的作法可能会加剧中国的社会矛盾并引发更多群体性抗争事件，但看来中国当局已经下定决心，要用这种方式去消除他们不想听到的声音。
2015年7月9日，中国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访民以及他们这些人士的亲属突然遭到公安机关的大规模逮捕、传唤和刑事拘留。据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到今年“709”一周年之际的统计，过去一年间至少24个省市区的319名律师、律师助理、律师事务所人员、维权人士及家属被传唤、约谈、扣押或者禁止出境等，其中9位律师、1名律师助理和13名维权公民仍旧在押。
2016年8月初，周世锋、勾洪国、翟岩民和胡石根在天津陆续受审。他们在法庭宣判前都承认自己有罪，并表示自己被所谓西方的敌对和反华势力所利用。而在此之前，同样在“709”中遭到逮捕的中国知名女维权律师王宇不仅在电视上认罪，还对自己曾经从事的事业予以严厉指责，指控同事追求名利，联同境外势力抹黑政府。
《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对这些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的审判意味“习近平打压国内自由主义思想和维权活动的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公开的阶段”。
北京当局希望给律师界带来寒蝉效应。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健刚表示，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原本能做的事情就十分有限，“709”后维权行动更加举步维艰。
他说：“我们在709之前能做到的就是和当事人站在一起，告诉他们，有人在关注他们，把他们的冤屈说出来，他们的冤案和迫害是怎么一步一步过来的。但是709之后，因为发不出声音来了，因为能发声的一部分被抓了，一部分不敢说话了，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渠道。微博啊、博客啊、微信啊，能给封掉的都已经封掉了，但现在有些案子仍然需要请律师。当事人也会选择请律师。”
709之后，因为发不出声音来了，因为能发声的一部分被抓了，一部分不敢说话了，还有一部分是我们已经失去了说话的渠道。
曾给原知名维权律师浦志强提供辩护的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律师尚宝军表示，在他所在的律所，该接的案子还是要接，但他们在办案时会更加低调，更加小心。
尚宝军说：“从我们这个角度来说，应该差别不大。什么样的案子我们都是该接还是都接。当然，确实现在形势比原来要差，环境越来越糟，这是共识。我们也尽可能谨慎吧，不去找麻烦。”
北京莫少平律师事务所曾代理过很多被海内外舆论广泛关注的高敏感度案件，包括最近的高瑜案、浦志强案，以及六四学运领袖、法轮功学员、异议人士、网络作家和媒体记者等案件。
但陈健刚认为，一些维权律师对“709”前后的变化感觉不明显，并非是当局没有收紧，而是因为维权律师的从业环境一直很糟，从来也没好过。他说：“不要说709以后，即便是709之前，虽然（维权）律师可以做强有力的抗辩，可以去进行抗争，但仍然阻挡不住‘刀把子’来作孽。”
陈健刚表示，中国现在对政法系统的定性是非常清楚的，就是党的‘刀把子’，因此政法系统就是党、或者说一伙人的武器或凶器。在这样的体制下，律师能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但有总比没有强。“我觉得现在我们律师对于冤案，拆迁啊、宗教的迫害、信仰的迫害、异议人士的迫害、对民主理念的迫害等等，律师能起到什么作用？律师本身在专制国家里起不到什么作用。之前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我们只不过就是说一些话，发一些声音。仅此而已。”
即使是这样，中国当局也在采取行动，把这仅存的空间堵死。有人担心，此举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民间与政府的对立，导致更多的社会矛盾。尚宝军律师说“实际上律师是在法律框架内化解社会矛盾。律师应该是化解矛盾的管道，或者说是通气孔。如果一个社会向个高压锅一样，连个通气孔都没有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律师应该是化解矛盾的管道，或者说是通气孔。如果一个社会向个高压锅一样，连个通气孔都没有的话，那是很危险的。
但在美国哈佛大学作访问学者的前中国维权律师滕彪认为，中共当权者的考量是，社会矛盾激化所可能引发的社会动荡远远比不上维护统治的必要。他说，“当局对这一点并不太在乎。因为无论是对律师还是对访民或者是法轮功或者是其他的维权人士，它早就决定用最强力的办法进行镇压。它考虑的是如果不对律师进行这种清剿，那民间的维权运动越来越活跃、越来越强，会威胁它的专制统治。”
北京的维权律师陈健刚也表达了同样的看法。他说：“从（中共）建政以后到毛太祖死亡，将近说30年的时间也是无恶不作。它不担心吗？确实不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