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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与北京回应中国泳队用药指控 知情者:中国体坛吃兴奋剂系长期国家行为


2022年2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飘扬的中国国旗和奥林匹克旗帜
2022年2月4日,在北京举行的2022年冬奥会开幕式上飘扬的中国国旗和奥林匹克旗帜

2024巴黎奥运会进入100天倒计时之际爆出的中国游泳队员药检呈阳性秘而不宣、获准继续参赛并在2021东京奥运会上夺取多枚金牌的丑闻愈演愈烈。此前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已依法介入调查。中国官方和世界反兴奋剂机构(WADA)均为自己在事件中的角色辩护。不过,坚称相关处置无过错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在国际舆论强大压力下日前宣布委任一名特别检察官,针对这一事件进行独立调查。

任命特别检察官 WADA仍坚称无辜

4月25日,来自瑞士的埃里克·科蒂尔(Eric Cottier)被委任特别检察官,他退休前曾在该国任州检察长17年。这位特别检察官被授予“完全且不设限查阅WADA所有涉及此事的档案及文件权限”,并可自由咨询独立专家。预计他将在两个月内,即巴黎奥运会开幕一个月前公布审查结论。该结论能否作为确认涉案运动员清白或有没有资格继续参赛的重要依据,有待观察。

WADA主席维托尔德·班卡(Witold Bańka)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能够将这些问题交给经验丰富、受人尊敬的独立检察官。”他说,“WADA的诚信和声誉受到了攻击。”

声明表示:“过去几天,WADA因未向体育仲裁庭就中国反兴奋剂中心一案提出上诉而被不公平地指责为偏袒中国。我们继续否认这些虚假指控。”

WADA媒体公关部在回复美国之音提问的电邮中写道:“在本案的各个阶段,世界反兴奋剂机构都按照《世界反兴奋剂守则》商定的程序和规则进行了尽职调查。WADA从科学和法律角度对本案进行了专业、彻底的审查。”

中国反兴奋剂机构于2021年6月认定,环境污染因素导致部分运动员的药检呈阳性。WADA表示,没有证据可以对中国反兴奋剂机构的这一结论提出质疑。WADA在电邮中说:“外部律师告知WADA,它将在基于此类质疑向体育仲裁法院提出的任何上诉中败诉。”

WADA的电邮还指出:“国际游泳管理机构世界水上运动总会也单独表达了这一立场,该机构独立研究了证据并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到目前为止,尽管这个消息引起了很多关注,但没有人能够提供任何证据来成功起诉这些案件。”

北京坚称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 相关运动员无过错

美国之音未能接通中国国家体育总局新闻处在其官网提供的公开电话。不过,中国反兴奋剂组织4月26日发表声明表示,注意到瑞士独立检察官将对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事件展开的评审。声明重申,这是运动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了受到曲美他嗪污染的食物导致的偶发性、群体性事件,因此判定所涉运动员在此事件中均无过错或无疏忽。声明谴责德国电视一台和《纽约时报》泄露包括未成年运动员在内的多名运动员姓名等隐私信息,呼吁WADA调查信息泄露事件。该中心称,对相关媒体的不当信息,保留采取适当法律行动的权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4月22日在北京的一次例行发布会上回答外媒提问时声称“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对兴奋剂问题‘零容忍’的坚定立场”,而外媒相关报道是“虚假信息” ,“不实报道”。

汪文斌说:“这一事件2021年经中国反兴奋剂中心全方位深入细致调查后,判定阳性为相关运动员在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摄入受污染的食物所致,涉及的中国游泳运动员无过错、无疏忽,不构成兴奋剂违规。世界反兴奋剂机构审查后,认可中国反兴奋剂中心的调查结果。”

学者:臭不可闻——公平竞争机会被剥夺

《纽约时报》和德国电视一台(ARD)上周报道,23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在2021年药检时,呈现治疗心脏病的处方药曲美他嗪 (TMZ) 的痕迹,此药物有助于运动员提升成绩。这些药检阳性的中国游泳队员多数仍获准参赛,其中多人获东京奥运金银铜牌,当前又在准备赴巴黎奥运"争光"。

此案发生在东京奥运会数月前和北京冬奥会约一年前,在距7月26日开幕的巴黎奥运会不到百日之时经媒体曝光,在国际社会激起轩然大波。

舆论广泛质疑:北京和WADA以及世界水上运动总会的相关说辞,可信吗?它们处理这23名中国游泳选手的做法,对于那些曾因禁药遭罚以及全体清白参赛的各国运动员来说,公平吗?

美国纽约霍夫斯特拉大学法学院教授古举伦(Julian Ku)在答复美国之音的电邮中表示:“我总的担心的是,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以一种似乎完全不合理的方式依赖中国体育当局的自由裁量权和独立性。……WADA没有接受俄罗斯当局在花样滑冰丑闻中的保证,总体而言,WADA应该对独裁政府进行的独立兴奋剂调查持非常怀疑的态度。”

这位法学家指出:“在中国这样的体系中,掩盖真相的动机如此之高,而调查机构的能力却如此有限,可疑之处比WADA引发的疑问更多。”古举伦说,美国的运动员“可能仅仅由于他们本国的系统更加开放和透明而被剥夺了公平的竞争机会”。

杨伟东:中国体坛研究使用与检测兴奋剂是同一组人

杨伟东是一位致力于揭露中国体育界使用兴奋剂等禁药黑幕的活动人士,曾在中国遭受当局多年打压。他和母亲、原中国国家体育运动队队医薛荫娴耗费多年共同完成的7卷书籍《中国毒品》于4月18日在给予他们政治庇护的德国出版。

Book cover of China Doping
Book cover of China Doping

杨伟东说:“掩盖这个事从80年代就开始了。游泳队是最早使用兴奋剂的那个队伍之一。对于我们来说,真是见怪不怪了。这些事,这是他们非常正常的事儿。包括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原来检测中心跟那个研究小组都是一拨人。我们是有证据的。研究兴奋剂的,跟检测兴奋剂的在中国兴奋剂(检测中心)成立之初,都是一拨人。可想而知。”

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有组织地让运动员使用药物提高成绩,在体育界是公开的秘密。

杨伟东:国际体育组织都被中共渗透

“我也看了这个德国一台的视频(报道),说它那个里边儿的那个成份是从抽油烟机里头找出来的。这不是开玩笑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他们那种无能为力也好,怎么样也好,我觉得他们是被中共渗透了。国际反兴奋剂机构副主席杨扬,这是连续第二届任期了,”杨伟东说。

这位在德国的反兴奋剂人士指出:“安插在国际奥委会单项的那些副主席也好,国际奥委会委员也好,还有什么运动员委员会的委员也好,这些人最后的作用就是,比如说一个孩子,虚报年龄,或者吃兴奋剂被抓住,他去做这些铲屎的工作嘛。”

薛荫娴:把兴奋剂当特殊营养药

目前与长子杨伟东同在德国的薛荫娴医生今年86岁,1960年代中期至1998年曾任中国体育运动医生,做过中国国家篮球队、排球队、田径队、体操队等专项运动队的队医。

她告诉美国之音,中国运动员服用违禁药物是普遍现象,这一问题由来已久。

薛荫娴说:“1978年10月21号,国家体委副主任陈先向队医宣布,说外国运动员能吃兴奋剂,我们为什么不能吃兴奋剂?就开始在国家队内部使用,吃(兴奋剂)。到1982年12月,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委托国家队向全国发布,消除运动疲劳吃兴奋剂是必要的。就是要大家吃兴奋剂。向全国宣布所有运动队,地方运动队,包括小孩,连体校的小孩,都得吃兴奋剂。李富荣(前中国乒乓球队主力之一)把兴奋剂叫做特殊营养药。都能吃兴奋剂。而且,在运动训练中使用兴奋剂就叫科学训练。陈章豪(前中国奥运代表团首席队医)提出来,冠军的早点就是兴奋剂,就是激素。早点都吃,大家都一直吃。田径队,那些冠军,想得冠军,早点就吃兴奋剂啊。这是普遍的情况。提出兴奋剂就是营养药,完全是对人体的摧害。”

薛荫娴在任职中国国家队队医期间就反对使用兴奋剂和激素等违禁药物,并揭露中国体坛禁药丑闻,因此全家长年受打压迫害。年近八旬时,她跟儿子、儿媳逃离中国,到达德国。

薛医生当年的工作日志中记录了原中国体操运动员李宁因注射激素而感到身体不适和训练乏力的情况。

薛荫娴医生1988年2月在工作日志中记录了体操队员李宁自述身体不适的情况 (杨伟东提供图片)
薛荫娴医生1988年2月在工作日志中记录了体操队员李宁自述身体不适的情况 (杨伟东提供图片)

薛荫娴指出,23名游泳运动员药检阳性被包庇掩盖在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她说:“在中国1990年的亚运会得冠军的差不多都是兴奋剂阳性。国家检测中心、兴奋剂检测中心成为保护伞。就是根本不报。在中国比赛中,检查机关根本不报的,体委有个规定,你要说出来某某人检查是阳性了,你就是卖国,反党,卖国,就给你扣上这个帽子。”

1984年,薛荫娴医生与儿子杨伟东在中国国家游泳队游泳馆门前 (杨伟东提供图片)
1984年,薛荫娴医生与儿子杨伟东在中国国家游泳队游泳馆门前 (杨伟东提供图片)

中国体坛曾有“用药三原则”共识

早在2014年,香港大公网体育特约评论员杨华在中国游泳选手孙杨爆出禁药门之后发表题为“全世界为何都不欢迎中国游泳队”的评论文章,承认至少在1980和90年代,体育总局的确鼓励过运动员服用兴奋剂,归纳出有用、无害、查不出来的“用药三原则”。

这个“用药三原则” 也出现在已故的中国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回忆录中。书中写到:“当时有个共识,成绩不行就服兴奋剂,服用兴奋剂的三个原则‘有用,无害,查不出来’ 。”伍绍祖还回忆指出,“不是反兴奋剂而是利用兴奋剂,只不过提醒别用那些对身体有害的,用那些查不出来的。国家体委内部甚至有干部私下参与贩卖研究所的兴奋剂。”这位军人出身的体育运动主管在其任内曾明令严禁使用兴奋剂。

值得一提的是,1990年代初期爆红一时的辽宁省女子田径队主打中长跑的“马家军”被揭出使用禁药和虐待丑闻,该队运动员自1991年起被迫注射大量兴奋剂与男性荷尔蒙,多位运动员的肝脏功能出现异常。揭露此事的《马家军调查》报告文学作品中关于使用禁药的章节1998年初版时曾遭出版社删除,2014年再版时被删章节得以恢复。

中国游泳界被指存在黑历史

中国矿业大学新闻网2016年8月登载署名况昕然的文章指出,“中国游泳界确实存在黑历史。 1986年,东德游泳教练克劳斯被请来中国,带来了先进的训练体系与兴奋剂。在中国的举国体制下,中国运动员开始了服用兴奋剂的风潮。”

1994年罗马世界游泳锦标赛,中国队的女选手钟帷月尿检呈阳性,成为遭到国际泳联禁赛的首名中国游泳运动员。她是中国著名的萨斯(SARS)和新冠肺炎防治的领军人物钟南山院士的女儿。

大公网评论员杨华的文章称,“中国体育所有的运动队里,游泳队是名声最差、劣迹最多的,根本没有公信力和话语权可言……。仅仅90年代,中国就有将近50名游泳选手被查出服用兴奋剂,1994年广岛亚运会7名中国游泳选手注射合成类固醇,外媒称作‘体育史上最龌龊的造假’,1998年世锦赛中国选手袁媛非法携带13瓶生长激素,被澳大利亚警察抓获。”

伦敦奥运会400米自由泳金牌得主孙杨2014年5月被验出服用兴奋剂曲美他嗪(与23名中国游泳队员检测呈阳性的同类药物),遭判罚禁赛,后来发生损毁样本容器事件,恢复参赛后遭到西方运动员嘲讽抵制。

尽管如此,2021年9月24日,中国国家游泳队被评为“全国体育系统先进集体”。 2024年1月13日,该队被评为“微博年度影响力体育团队”。

(美国之音驻台湾特约记者杨安对本报道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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