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重要的事情就要活下去。不择手段地去活下去。为了以后能有人知道，在这个时候的中国发生过什么。”
我叫夏巢川，我自己是上海的“白纸运动”亲历者。我两次被抓捕，在看守所里面度过了2个月的时间。现在我已经离开了中国，身处欧洲。
解说：今年3月联系到刚刚逃离中国的夏巢川时，她说自己度过了人生中最快乐的几个星期。过去一年多来，在中国遭遇的种种磨难彻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
夏巢川并非她的本名，她希望保留一些个人隐私，但会尽全力讲出在中国的真实经历。
夏巢川生于1997年，在河南郑州度过童年和少年，初中时留学新加坡，后考入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哲学系。
一直到了20年。我因为疫情的原因，从学校回到了上海。没想到，在上海一呆就是四年。
解说：在上海期间，她参与了一些关于女性和性少数群体的公益活动。但是政府的打压逐渐升级，这群年轻活动者的生存空间日渐缩小。
2022年1月， 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引发舆论风暴。这位被铁链拴住脖子，常年锁在简陋的棚屋里，生下八个孩子的女子的悲惨命运也让夏巢川寝食难安。
我跟我的朋友当时在网上做声援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接二连三地开始受到警察的骚扰、威胁、喝茶，警告我们说不能这样子，否则我们的学业和家庭都会受到牵连。我觉得那是我自己第一次直接地去面对警察的这种公权力打压吧。
解说：3月底，上海突然宣布封城。这个拥有2500万人口的城市陷入混乱。严苛的疫情防控措施也令民怨四起。
“白纸运动”那天，街上的人好像都不怕死
我觉得那一年，我们的情绪都在慢慢积累。
到了4月份的时候是上海的封城。我跟妈妈两个人被锁在家里面，每天没有吃的，没有物资，每天在看自己的朋友圈。有人喊要物资，有人喊说想要自由。再然后是习近平的连任，彭载舟在四通桥上举出了横幅。
但是到那个时候为止，所有的封控都没有停止过。我当时会感觉到说，所有人的情绪都来到了一种压抑的顶点。所有的人都在高压锅里面，所有的人都已经接近精神失常。
然后时间就来到了11月24号，乌鲁木齐爆发的那场火灾。
白纸前一天晚上的时候，我记得我当时在看娄烨的《颐和园》。这部电影在中国是一部禁片。
里面有一段是女主她在写自己的日记，写了很多私密的事情。一直到最后一句，她在日记里面说：北大的学生去了天安门。
我在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就想到了80年代人们做的事情。我拿了一张纸。把那段台词抄了下来。我想把它发在朋友圈里面。但是当我点开朋友圈的时候，我就看到所有人都在街上。白纸运动就是在那天爆发的。
我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犹豫。我就打了车直接过去。等到我到现场的时候，应该是27号凌晨2、3点的样子。
我记得当天，在街上的人好像突然都不怕死一样。有种像是我们过去一年受到的所有的噤声、所有的压迫，终于在那天以另外一种方式被我们喊出来了一样。
我当时觉得就是震撼吧。因为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能够亲自在国内见证这样子的场面。
那个时候，警察已经开始清场。我记得当时在街上的时候。会有那种抓人的大巴车路过。所有人都会举起大拇指，向大巴车里面被捕的人致敬。
我当时看到那个场景，我就哭了。我情不自禁地就开始举起中指，对着警察。然后我整个人眼泪就开始止不住地往下流。
因为我们能看得到彼此。因为我们能看到每一个人和我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感受着什么东西。我觉得那种看见会让所有人都变得毫无畏惧。
我也被抓上那辆大巴车
解说：夏巢川回忆，第二天下午，人群又开始聚集在乌鲁木齐中路聚集。下午3、4点她回到那里时感觉形势大变。
我记得第二天，人群之中有一种蔓延开的情绪，就是无助。来了很多武警。警察也变得特别的暴力。他们开始沿街抓捕人、打人。
每次当我举起来相机，警察就会蜂拥而上地来追我。有一次我没有跑掉，然后他们就蜂拥而上，把我按倒在了地上。他们抬着我，把我抬上那辆大巴车。
解说：夏巢川说，那是一辆可以容纳30人左右的大巴车。上面已经坐了一些人，很多年轻的面孔。
警察让我们所有人交出手机，说出手机上的密码。我记得当时我右前方坐了一个人，警察来到他面前的时候，让他交出手机。他说，他不交。警察又问了两句，然后就把车上的帘子拉了起来，扇耳光。
我记得我当时的心情就是既愤怒，又觉得荒谬吧。我明白警察会打人，但是他们竟然还知道自己打人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要拉上那个帘子才去打。
我当时被抓上大巴车之后，说实话我其实很害怕。我当时甚至认为说，这个就是第二场89六四运动。我觉得我们的下场可能是坐牢，也可能就会人间蒸发掉。
我记得当时我问身边的人说，你们怕不怕。他们说，我怕。我说，我也怕。我说我不知道我今天以后会不会就再也见不到我家人了。
我想，哪怕是那天之后见不到自己的家人，我不会后悔自己做过这样的事情。
解说：据夏巢川回忆，被大巴车分批载来的抗议者被带到一处荒凉、废弃、贴着警察标识的房子里，接着又被分送到上海各地的派出所。
我自己当时被带去的是（徐汇分局）康健新村派出所。我记得他们后来就把我带到了审讯室。他们问我那天为什么要上街，我看到了什么，听到了什么。
他们当时就跟我说，你有没有听到有人喊“什么什么下台”？ 我就装傻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们说，就是那些“下台下台”的，你没有听到吗？
记者：他们不敢说习近平的名字？
对，他们不敢。他们哪怕连复读我们的标语，都要把习近平三个字省略掉。
后来他们就问我说，我上街谁指使我的？我知不知道是谁在策划这个活动。有没有人给过我钱，我的目的是什么？
好像他们对于任何一个跟政治沾了边的人，永远都是这几个问题。永远在假设说，我们背后有一个团体，有一个邪恶的势力在操控我们。哪怕我一遍一遍跟他们讲说。我是自发的，我的每一个朋友也是自发的，但是他们就是不愿意去相信这点。
24小时以后，我们所有人都被释放。释放之前，警察警告我们，这是你们第一次参与这个活动，也是你们最后一次参与。如果再有下次的话，情况就不会这么简单了。
看守所里，我和死亡的距离非常非常近
解说：12月初，夏巢川见到了一位同在白纸运动中被抓的朋友。朋友说，她被带到田林新村派出所。在那里，好几个白纸参与者都被殴打。
有个女生被打出脑震荡，还有的人是被踢肚子，有的人是被扇了耳光。他们有被脱光衣服检查搜身。给女性搜身都是男警察。
解说：夏巢川在推特上曝光了这件事。
我觉得说我听到的这一切，如果我不去讲出来，如果我不去让更多的人知道，那我整个人的灵魂就在慢慢死掉。当时就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跟着我自己的良心走。我觉得如果有后果，那就这样子吧。
到了12月5号，大概就是我推文发出来的一天之后。那天晚上的时候，我跟妈妈在家里面吃饭。吃到一半，外面就突然想起敲门声，是那种很急促的敲门声。我就踮脚尖过去看了一眼。
我发现外面大概四、五个穿着警服的人。他们就堵在我们家的门口。我当时跟我妈妈说，你不要说话，也不要开门，什么都不要做。然后我回到自己的屋子里面，开始删手机上面的推特，删手机上面的信息。
但这个时候外面警察已经开始在大喊大叫。大概过了有一分多钟的样子吧，妈妈过去开门。然后警察就蜂拥而入地过来，控制住了我。
解说：警察不顾妈妈歇斯底里地哀求，带走了夏巢川。她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关进了徐汇区看守所， 而且是单独关押。
他们让我脱光衣服。手抱在头上原地跳。主要是为了检查我身上有没有藏东西。体检完了之后，他们就把我送进看守所。他们在后面不停地吆喝，说快一点，快一点。像是在对待一个牲口一样把我赶进去。
整个房间大概9米、长3米宽，一半是半米高的木板。另一半是瓷砖地板。整个37天，我都是一个人这样子过来的。
他们称呼我永远是用那一串编号，而不是用我的名字。他们对我一言一行都像是在对待一个真正的罪犯一样。不断地在提醒我说，我是这个国家的垃圾。我对不起周围的人，我对不起父母。
看守所里面有很多不人道的设置，比如说我们头顶的天花板上有一盏长亮的白炽灯。那种亮度会让你觉得每个角落好像都在光天化日之下。
我在最开始的那几天，每天晚上都失眠。在白天的时候，好像每一分钟都已经像一天那样漫长。但是在晚上的时候，失眠的感觉就会让你每一分钟像一年一样漫长。
整个看守所充满了摄像头，在最前和最后各一个。我们睡觉的床旁边是一个蹲便。摄像头就在那个蹲便正上方。但是当你去忍受那种一分一秒的折磨的时候，失去隐私好像已经成为一件最无关紧要的事情。
我们在里面的作息大概是6点30分起床，7点钟吃早饭，10点30分吃午饭，下午4点钟吃晚饭。每顿饭他们是用一个大铁盒送过来。铁盒里面会装满米，上面有一层薄薄的蔬菜，有时候会有一些肉沫。条件好一点的时候能吃到那种干巴巴的鱼排。
但是不只是我自己，我听过每一个进过看守所的人都会因为里面的饭菜产生严重的便秘。我大概是到了第10天的时候，发现自己一次都没有排过便。 最后我没有办法，我是用手一点点抠出来的。
我在里面的状态像一只毛虫，就是那种没有骨头，只能靠身体蠕动来向前爬行的毛毛虫。其实我从小是很害怕毛毛虫这种动物的。因为我看到这种动物会觉得它们爬行的样子很疼。它们没有四肢这样子很无力、很无助。
但当我在看守所里面的时候，我突然就明白了，只有毛毛虫这种动物才能最好地比喻我在里面的处境。因为我自己当时就像是被切断了四肢，被蒙上了眼，被割掉的舌头。整个人能做的只有蠕动肌肉，在一个封闭的房间里面生存。
我觉得我在里面的那段时间，我跟死亡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非常非常近的。一个是来自于我对于未来的恐惧，一个是来自于那种像地狱一样煎熬的时间。我会觉得我不知道自己还是不是活着。
解说：根据中国法律，刑事案件至多可以有30天刑事拘留，以及7天的检察院批捕阶段。被拘留后的第37天是命运的分水岭。嫌疑人通常会在这天知晓自己是否会被正式逮捕。
我在里面会每天用一个纸团去代表一天。每七个纸团，我会换成一根纸棍。到了满四个星期的时候，会把那根纸棍换成一朵花。
解说：到了第37天的时候，夏巢川觉得自己注定要坐牢了。
那天，我几乎已经放弃了所有的希望。整个人处于一种万念俱灰的感觉。
一直到了晚上的时候， 在我房间里面另侧的那个喇叭突然就响起了叮咚一声。喇叭里面传出来声音告诉我说，让我把所有东西整理好，在门口等着。我当时几乎整个人就瘫在了地上。 那一刻自己觉得像是活在梦里一样。
过了一会儿，出租车来了。在路上，我把车窗摇下来。然后把手伸到外面，一直在挥舞。然后大喊着我自由了，我自由了。
到家时，妈妈在门口等我。我发现她老了很多。我后来才知道，那一个月她都在抄佛经。
解说：夏巢川并没有完全自由，而是在缴纳1000元保证金后被取保候审。她的取保候审期限是一年。在这一年里，她不得出境、不得开车，如要离开上海，需要向承办警察报备。
我那一年其实过得很孤独。我没办法向周围任何一个朋友去讲（我的经历）。我不想让自己陷入危险，也不想让我的朋友陷入危险。
但是我经历过的创伤就摆在那里。让我没办法去逃开它，让我没办法去像别人一样，回到正常的生活里。那样子的感受是很窒息的。
解说：在这期间，夏巢川频繁受到当局骚扰，被逼迫搬迁，警方还带她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做过一次精神鉴定。
当时我心里蛮害怕的。我其实直到现在都不确定。他们那个精神鉴定有多少是真的在做鉴定，有多少是为了看能不能把我关进精神病院。
警察又来敲门了
解说：2023年底，“白纸运动”时隔近一年后，成千上万人以庆祝万圣节的名义再次聚集上海街头。
我记得那两天有很多关于政治隐喻的表达。比如说有一个人带着花圈，旁边举着牌子说，我在上海很想你死。还有人扮成鲁迅，有人扮成大白。
解说：夏巢川也走上街头，用曲别针固定的白纸覆盖了她的一袭黑衣。她想用让人们铭记“白纸运动”。
她知道这样做可能会让自己再次陷于危险，但是她认为，即便出现最坏的结果，也是她愿意承受的。
我心里面的恐惧最强的时候，是第一次在白纸运动被捕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我的后果是什么。
但是当我真地经历过看守所之后，我会觉得那个经历虽然是像地狱一样的经历。但它是可以看得见可以摸得到的。那种可以看得见摸得到的那种恐惧，其实和无形的恐惧相比，就没有那么的强。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共产党为什么能统治我们的原因吧。因为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中国的司法是一个黑箱。所有人从老到少，我们都会讲不要惹他们。惹他们的后果是不可预料的。
他们也很懂得怎么去利用我们这种对他们无形的恐惧。
解说：万圣节过后，日子如常，夏巢川以为不会再有秋后算账。然而，半个月后的11月14日，警察又来敲门了。
那天是早上7点多钟吧， 我刚刚醒来不久，我就听到敲门。其实那一整年以来，我对于这种敲门声都有了一种应激反应。
我先把自己的备用手机关起来。把它藏在了我厕所的垃圾桶下面。然后我踮着脚尖走过去门看猫眼。猫眼外面站着大概五六个警察。还有一个穿便衣的人。
我的心脏一直在狂跳。一方面很害怕。另一半脑子又极度的冷静。我知道下一步要做什么。我给我妈打了视频电话，告诉她说警察就在门外。然后我向外界发送了信息。
所有这一切都做完以后。我当时就想已经没有什么值得害怕的东西了。虽然说我的手还在抖。我给我朋友打了个电话。我说我可能要消失一段时间。我让她别害怕，其实我是在告诉自己说，别害怕。
然后我打开了那扇门。
打开门后，我记得警察和那个穿便衣的人，他们冲进来。花了3秒钟的时间，把我按倒在地上，然后他们开始扇我的耳光。一边扇一边问我说为什么不开门？
我记得整个过程大概有半个多小时，他们在我家里面翻箱倒柜。 一直找到他们觉得没有别的可找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就给我靠上手铐，说走。
我记得他们当时问我，你知道我们花了多久才找到你吗？ 我们花了14天的工夫找到你，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该怎么对你。
逃离窒息的地狱，不带一丝留恋
解说：夏巢川被送进了黄浦区看守所，一样的“寻衅滋事”罪名，一样的单独关押，一样长明的白炽灯，一样无所不在的摄像头。她被禁止会见律师，还被用手铐绑在一块木板上，整整三天。
三天以后，我撑不住了。我不知道他们会再拿出来什么样子的手段。我跟他们说。那我写一份笔录好了，我承认我是在纪念“白纸”。
之后过了大概5天还是7天的样子，他们又一次过来找到我，想让我再拿出更诚恳一点的态度，所以说他们要给我拍一段视频。我要在视频里面讲，我这样子是不对的，我对我自己的行为后悔。我对不起国家，我也对不起自己身边的人。
他们跟我说，我只要录了这段视频，他们保证我一定可以出去。我没有录，因为我知道，这个就是电视认罪。
他们很生气，对我吼了很久。然后他们拍桌子离开了。我记得他们最后一句话说，行，你等着。
我回去之后很慌。我觉得他们的意思是。我可能出不去了。
解说：夏巢川没有料到的是，28天后，她突然获释。她至今不知道她被从轻发落的原因是什么。她只知道，重获自由后，她将不带一丝留恋地离开中国。
从踏出中国的那一刻起，我的心就像是从一个窒息的地狱终于回到了空气里，终于可以呼吸了一样的感觉。
没有遗憾，一点点遗憾都没有。
解说：夏巢川曾做过一个逃离北韩的梦。在梦里，她不断奔跑，跑过那些在饥荒中挣扎的村庄、掩埋死人的田野、废弃的铁路、一排排的机关枪。可是，无论怎样努力，自由都只是远方那无法企及的微光。
我自己经常觉得，自己的身份和那些北韩逃出来的人之间有一些说不上来的联系。我觉得我是幸存者，他们也是。
我们是在这个世界另一侧黑暗里面活着的这些人，但我们又是这些人里面最最幸运的类型。因为我们有权利幸存下来，我们有权利活着。
而我现在做的这一切，就是我在用这个权利，去讲述我经历的这一切。我期望自己有一天能很平静，带着力量地讲出说：我从共产党的统治下幸存了。
我一直觉得，我这一辈子其实不管怎么样，都已经被共产党所影响和塑造。就好像他们永远永远地把一个共产党的符号印在了我的记忆里面。
那我就只有一种选择，就是我要带着它活下去。
我要带着所有这些伤痛、这些创伤，活得越来越好。
夏巢川已在欧洲申请政治庇护。未来她希望从事和人权相关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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